《金雀花帝國》，[法]馬丁·奧萊爾著，黃艷紅譯，商務印書館2024年6月出版，560頁，85.00元
“在1154—1224年三代人的時間里，安茹家族控制著大西洋岸邊的遼闊空間。從哈德良長城到比利牛斯山，從阿爾斯特王國到中央高原，眾多的諸侯國都承認這個家族的某個成員是它們的首腦。”（450頁）對于這個遼闊的政治實體，法國普瓦提埃大學教授馬丁·奧萊爾稱其為“帝國”（Empire），也就是本書標題的由來。
《金雀花帝國》是奧萊爾2003年在佩蘭出版社發表的學術專著。經過黃艷紅研究員專業而又流暢的譯筆，如今得以與國內讀者見面。奧萊爾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羅那，曾于普羅旺斯大學師從中世紀普羅旺斯史專家諾埃爾·庫萊（No?lCoulet），與喬治·杜比也有深厚的師徒之誼。奧萊爾早年的研究關注中世紀的普羅旺斯和加泰羅尼亞。他對中世紀貴族（尤其是貴族的家庭與婚姻）有濃厚的興趣。他的博士論文即以《加泰羅尼亞與普羅旺斯的國家與貴族（9—14世紀）》為題。《金雀花帝國》的寫作，也許當歸因于2000年以后，作者延伸了早期的研究取向。而正是在此前深厚的學術積累基礎上，作者得以對金雀花王室，以及貴族對金雀花帝國的態度作出獨到的分析。
應當承認，想要完整評價這部史料詳實、頭緒豐富、充滿啟發性的作品，是極為困難的。誠如黃艷紅研究員所說，該書展示了“宏大而豐富的歷史場景”（第x頁）。對于這部著作的學術見地、學術價值以及研究方法，黃艷紅研究員也在譯者序中作了清楚而精辟的闡釋，不僅提及了奧萊爾對“效忠臣從”儀式的關注，還評價了他所采用的集體性人物志（prosopographie，或群體傳記學）方法和歷史人類學視角。因此，筆者謹選擇對于理解這部著作學術意義而言同樣重要的方面，即作者如何繼承并推進了法國的“新政治史”研究，來評價這部重要歷史學專著的學術意義。
作者奧萊爾在導論中直言自己的研究取法“新政治史”：“新的史學將淡化事件而注重對各種權力的分析，制度史也將被角色分析，被對統治者、壓力集團、統治者的庇護網絡的研究取代，而思想史也將延伸到對象征和政治想象物的認知之中。”（18—19頁）在法國，新政治史于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極大撼動了政治史書寫的既有傳統。在此之前，政治史往往被認為是實證學派或方法學派的禁臠，而年鑒學派在批判實證學派之外，更關注于經濟和社會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冷落了政治史——盡管年鑒學派創始人之一的馬克·布洛赫的《國王神跡》在今天看來可謂是這種新式政治史的鼻祖（19頁）。在中世紀史領域，法國史學家貝爾納·葛內（BernardGuenée）和雅克·勒高夫對新政治史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葛內于1964年便倡導開展總體史視角下的“國家史”研究（l'histoiredel'état）。勒高夫則在1971年發問，“政治是否依舊是史學的脊梁骨？”新政治史重新定義了“政治”。如果說以往關注政治事件、人物、制度的政治史，采用的是法語中陰性的，狹義的“政治”（lapolitique）概念，在新政治史的視域下，研究的對象變成了陽性的、泛指的“政治”（lepolitique）。新政治史傾向于關注政治社會、政治文化、政治話語、政治觀念與意識形態等等。這些關注點在本書中均有十分明確的體現。
新政治史所提供的研究視角奠定了本書的主體框架。作者將本書分為兩個部分，從“中心”到“邊緣”展開。“我將首先觀察政治‘中心’，即決策、宣傳和強制力的核心點。”（41頁）但是，“中心并不總是能讓邊緣接受它的法律。所以詳細考察地方貴族就很重要……”（283頁）。這種二分的視角當溯源至貝爾納·葛內的倡議，即政治史的研究者不僅要關注權力的中心，也要關注邊緣、關注其對權力的“抵制”（résistance）。葛內在《14—15世紀的西歐：國家》（1971）中強調中世紀晚期的臣民共同體并非鐵板一塊；他尤為關注地方的各股力量與權力，以及他們與君主或對話或對抗的關系（葛內這部著作的第二部分第三卷小標題即“國家與社會”）。雅克·克里南（JacquesKrynen）在《國王的權威：13—15世紀法國的政治觀念與信仰》（1993）中忠實延續了葛內的構想，將其運用于政治觀念史的研究；在王權意識形態的建構與傳播之后，專辟“抵制”一章。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在構思上遵循了既往中世紀史領域“新政治史”相關研究所給定的框架。不過，與我們上面例舉的兩部著作相比，本作有一個突出特點，即兩個部分的分量幾乎相等，各占到近二百頁篇幅。之所以能夠實現這種均衡，主要原因在于作者對于貴族研究造詣頗深，而貴族的因素恰恰是他解釋金雀花帝國最終瓦解的一大理由。
具體到本書的兩個部分，在論述“中心”也即金雀花“王權的治理與強制”部分，讀者將看到的，并不是王權在政治和法律制度層面的體現。相反，作者首先將視角聚焦于金雀花王權政治背后的邏輯和行動者。作者指出，宮廷（curia）是王權“獨一無二的中心地點”；而這個關鍵詞除了法庭和宮殿之外，還有第三重含義，即“國王的近臣隨從，也就是人員構成，或者更普遍地說，就是協助君主進行決策、治理其領地的某種政治社會”（56頁）。從這層含義出發，作者對廷臣作了“集體性人物志”的考察。在討論了教士作者如索爾茲伯里的約翰、皮埃爾·德·布盧瓦等人對王權和騎士精神的“批判與匡正”之后，作者又專辟一節，闡述金雀花帝國的意識形態及其宣傳：“金雀花宮廷具備了各種條件，它可以采用各種手段來傳播對王朝有利的觀念和形象”（147頁）。在政治宣傳的議題下，作者考察了這一時期君主形象建構，王權話語的傳播與流通等等。最后是加冕禮的政治內涵以及王室傳說的建構。從這幾個方面切入，考察金雀花王權，顯然迥異于任何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史。但與新政治史的研究取向十分契合。在此之前，弗朗索瓦絲·奧特朗（Fran?oiseAutrand）、克勞德·戈瓦爾（ClaudeGauvard）等學者均熱衷于將人物志方法用于研究中世紀司法和國家。教士等級對理想君主的塑造，又與克里南的《中世紀晚期法國的理想君主與王權》（1981）異曲同工。加冕禮所代表的“象征權力”（pouvoirsymbolique）至今天仍是法國中世紀政治史研究中的重要話題（如讓-菲利普·熱內主編的“西歐的象征權力[1300—1640]”叢書）。
如果說本書第一部分展現出作者非常熟悉法國新政治史的主要關切，并將其融入寫作中，第二部分“貴族和王權：尊重與反叛之間”則表明，作者很好地實現了新政治史與年鑒學派史學關懷的結合。這也許是本書的另一大看點。作者首先回顧了十二世紀后半葉到十三世紀初貴族概念的演變，隨后就金雀花帝國主要領地（阿基坦，大安茹和布列塔尼，諾曼底和不列顛諸島）的貴族對金雀花帝國的不同立場與態度作了縱覽。通過關注“貴族在面對建設中的安茹國家時，采取的合作與抵制之間的辯證關系”（322頁），作者得以超越法國中世紀史學界強調中央集權主義、英國中世紀史學界關注地方自治的兩條進路。隨后，作者用與“德雷福斯案”相近的表述——“貝克特案”——來指稱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于1170年12月29日遇害的標志性事件。這一事件的影響廣泛，甚至“涉及最遙遠的鄉村文化階層”（376頁）。對于“貝克特案”，作者做了文化人類學的解讀：“從文化人類學的視角來看，最好首先考察一下不同角色的態度和話語，以理解其中的意義。隨后我們要找到他們在制度中所處的位置……”（419頁）。他選擇了三個關鍵的動作：標舉十字架、和平之吻、殉難。作者指出，這些都是“高度儀式化的動作……展現的是中世紀的某種常態性的行為方式”（431頁）。人類學的視角突出展現了事件所反映的“亨利二世時代效率提高了的英格蘭君主國，與親格里高利改革的教士階層之間的爭吵”（382頁），甚至還有騎士對平民的“階級仇恨”（434頁）。而事件之后，貝克特殉道者形象的塑造與確立，以及亨利二世的贖罪儀式，更是揭示了1215年《大憲章》背后的歷史邏輯。
如此豐富的內容，自然離不開對大量史料的運用。無論是年鑒學派史學，還是新政治史，均提倡使用多樣的史料，而不拘泥于官方檔案和法律文獻。奧萊爾在運用史料方面也給讀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通過國王文書和財政署賬目重建金雀花廷臣的職業生涯（88頁）。在涉及金雀花帝國政治宣傳的部分，作者運用到銘文，肖像畫，繪畫，歌謠，葬禮哀歌、亞瑟王傳奇、宮廷騎士文學等等。正是以豐富多樣的史料為依據，作者得以指出，在這一時期“人們有意識地操縱文學創作，以傳播王朝的政治理念，或者說服倔強的民意支持英格蘭國王的軍事冒險”（282頁）。在貝克特案的回顧中，作者使用到了圣徒傳記，編年史，書信集，以及眾多神學、法學及君主鏡鑒作品。
作為一部凸顯新政治史特色的作品，《金雀花帝國》對于讀者的意義，因此也許并不在于傳達了多少片面的歷史知識。恰恰相反，《金雀花帝國》呈現的是研究對象的復雜性，并提出了若干個開放性的話題，令讀者在閱讀之余繼續深入思考。其一是對十九世紀民族國家史學傳統的反思。如作者指出，十九世紀民族國家的語境下，金雀花帝國在英吉利海峽兩岸均受到譴責。對于英格蘭而言，金雀花國王在歐洲大陸的諸侯領地是“沉重的負擔”。對于法蘭西而言，這個帝國又是法蘭西民族國家構建的絆腳石。兩種視角都讓金雀花帝國的形象片面化，本書則提供了更為立體的描繪。其二是英法政治傳統差異的早期起源問題。作者多次觸及這個問題。例如他指出，一方面，“法國絕對主義和英國議會制差異可能孕育于十二、十三世紀宮廷的不同構成”（93頁）。另一方面，雖然諾曼人建立了“模范”的行政機構，但最終，金雀花帝國喪失的大陸領地“在轉入法蘭西國王之手后，終有一天會經受絕對主義和雅各賓主義的洗禮”（464頁）；這種現象令作者感到“蹊蹺”，也值得讀者玩味。其三是1215年《大憲章》起源與歷史意義的重新解讀。如作者所說，今天普遍接受的《大憲章》歷史敘事“特別暗含著某種不可能存在的連續性，即國家制度和政治傳統呈現為某種幾近線性的進程”。但事實上，“《大憲章》呈現的是在西方世界其他王國同樣可以看到的某種演變。無論從時間還是空間上說，它都不是孤立的”（287頁）。作者對《大憲章》成因的分析主要建立在對加冕儀式和貴族的考察上。作者指出，金雀花在大陸沒有很好利用加冕禮的意識形態影響，沒有塑造至高無上的君權（228頁）；涂油禮儀式還使金雀花國王被主教們束縛手腳，而且金雀花帝國的王權概念中凸顯了“契約主義”——“1215年貴族和教士迫使國王接受的《大憲章》，也應放在這種背景中考察，這個文件大大限制了國王的規范性權威和執行權”（233頁）。作者還認為，“《大憲章》將安茹王權與貴族之間的復雜關系正式化……從此之后，這種世俗寡頭制就以制度化的方式控制了國王”（288頁）。這些判斷無疑豐富了我們對《大憲章》歷史成因的認識，但也為讀者進一步思考、驗證留下了充足的空間。
當然，就如黃艷紅研究員所說，“由于作者述及的問題很多，該著亦有尚可完善之處，如一些同時在大陸和不列顛諸島擁有家族產業的貴族世家，在金雀花帝國和卡佩王朝的最后沖突中采取何種立場，作者的著墨太少”（第x頁）。除了這個問題外，也許我們還能指出本書的另一個缺憾，即對于“邊緣”以及王權的抵制力量，作者只提及了貴族和教會。我們不禁要問，金雀花帝國統治之下的市民和農民去哪里了？作者將法國國王沒有像英國國王那樣受到議會制約，歸因于這樣一個事實：“與腓力·奧古斯都時代的法蘭西宮廷相比，英格蘭國王近臣中的顯赫貴族所占的比例的確非常之高，在腓力的宮廷中，小貴族和市民在王國政策中占據主導地位。”（93頁）。但為什么金雀花帝國的對應群體卻未能得到啟用？金雀花帝國的政治宣傳對他們有多大程度的影響？他們的主要訴求是什么？是否得到了滿足？如果沒有，他們有何回應？最后，他們的回應又如何影響了金雀花帝國的歷史走向？
瑕不掩瑜，本書可謂是法國中世紀“新政治史”的一部力作，在濃縮和整合新政治史主要史學關懷的同時，也出色實現了新政治史與年鑒學派史學的有機結合。因此，黃艷紅研究員將這樣一部厚實、深刻的作品引介給國內讀者，意義也許不僅在于促進我國的歐洲中世紀史研究；這部作品所采用的多樣的方法、視角和史料，也定然對讀者思考其他地域、國別和時段的政治史大有裨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