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馥（1837～1921），安徽東至人，李鴻章幕府的重要成員，洋務運動后期實際操盤手，官至兩江、兩廣總督。早年追隨李鴻章征戰和辦理洋務，輾轉蘇州、南京、揚州、北京、保定、天津等地，每到一處落腳，幾乎都要置辦家業，接家人團聚。古都南京也有其離開家鄉后的安置地——坐落在常府街的寓所。
一
1865年，李鴻章淮軍攻下南京后，幕僚周馥便也隨之在此安頓下來，迎家人過來居住；次年冬月，四子周學熙（兩任北洋政府財政總長、近代著名實業家）出生；學熙三歲那年，全家從租賃的房屋搬到了新買的常府街寓所。直到1871年周馥辦理洋務到天津，次年家產置辦妥當后，全家又移居天津。
周家去天津后，周馥便將常府街寓所租給了好友楊仁山居住。
楊仁山，晚清著名學者，與周馥同歲，早年研究佛學，1866年從安慶舉家遷到南京后，與友好十多人募捐集資，創立了金陵刻經處，經營刻印佛經事業。刻經處成立之初在金陵雞鳴山北極閣，后遷至常府街寓所、花牌樓寓所，最終落在現址延齡巷與淮海路交界處的宅院。
楊仁山來南京時，就職于江寧籌防局，與當時負責襄辦金陵善后工程事宜的周馥相識，結為同鄉好友，工作及生活上相互幫襯支持。楊仁山重刻佛經《凈土四經》時，32名同僚好友共募集洋銀伍拾元，周馥就資助了貳元；周馥署理兩江總督后，楊仁山曾向周馥建議開辦女子學校，1906年學校開辦，楊仁山孫女、時年17歲的楊步偉參加入學考試，在《女子讀書之益》題目下，寫出“女子者，國民之母也”令人震驚的語句。
楊仁山非常看重與周馥家的情分，1879年，他隨團出使巴黎半年余，其間給長子楊自超的家書中，仍諄諄叮囑與周家的關系以及租用周家常府街房屋的相關事宜：“秋間周世兄來寧時，將年內應付之租金，一并付訖，照南京租屋章程算之。周世兄到寧，照前次一樣，將湛廷所住外經房搬空兩間，讓他居住；伙食在我家吃，不必收錢。”多年后，周馥嫡孫、周學熙次子周志俊讀到此處，深深感慨：“仁山先生與先祖交親逾恒”。
1878年6月，周馥母親病故，需回鄉丁憂三年。老家紙坑山周村房屋狹小，難以接待寮友賓客，便置地新建周氏新祠；期間又在秧田畈周家山周氏始遷地興建周氏宗祠，花費甚巨，經濟拮據，不得已于1879年賣掉了常府街的寓所，還向親家劉瑞芬、徐仁山分別借銀五百兩、三百兩來運籌。待數年后經濟好轉，難舍舉家初入都市樂享天倫的愉悅情形，才又將寓所買了回來。
1921年周馥去世后，其任職過的多個地方紛紛上書：（周馥）體國之忠，宜民之思；歷任封圻，俱有名績；所在多善政，功德在民……奏請為其建祠。不久，安徽、天津、山東等地先后建立專祠；江蘇雖經恩準，多種原因一直未付實施。1933年，周學熙依照議準批復及民眾感恩周馥功績的意愿，將常府街房屋辟做為周公祠，適度改造擴建，形成4進30余間的規模。
二
民國初年，周馥嫡孫、周學熙幼子周叔迦（著名的佛學家，中國佛教協會發起人之一），管理北京和天津兩地刻經處業務，在他的安排下，1929年，由洪勉之、徐平軒把兩處的經版以及北京周氏師古堂書版、天津《周愨慎公全集》書版等八千余塊，運到南京常府街祖宅及金陵刻經處保管。民國26年，洪勉之、徐平軒再次來到南京，把經版、書版等搬到南京居士林，后又運到北京甘水橋瑞應寺，與北京刻經處的經版一起保管。
1954年，周學熙的三個兒子，周志輔、周志俊、周叔迦兄弟，將常府街周公祠的全部房屋捐獻給金陵刻經處；1955年，對私改造運動中，成立公私合營南京飴糖廠，此處作為廠部和車間之一；1988年房屋被全部拆除，新建金陵刻經處職工宿舍兩棟，即現在的常府街45、47號。
周家捐贈常府街房屋時，政府免征了過戶稅款，周志俊將免征款捐作為刻經處經費，并另捐人民幣1000元，義印經典在刻經處陳列。
周氏三兄弟捐常府街房屋給刻經處，不僅是對佛教文化事業的貢獻，且所捐的房屋早期曾做為刻經處，80多年后歸刻經處所有，這不是偶然的：周馥、周學熙父子晚年都精研佛學，周叔迦是著名的佛學家，所以周家愿將此祖宅“歸之于金陵刻經處，以為弘揚佛法之處”。
三
常府街45、47號北側正對面的沿街現代建筑后面隱藏著一座青磚小瓦、翹角飛檐的清代古建筑──常府街24號。古建筑為單檐歇山頂，蝴蝶黑瓦面，板瓦豎排甘蔗脊，兩端作傳統“富貴不斷頭”方形回字紋飾，屋頂兩側紅漆博風板和懸魚板完整，類似江南園林中的水榭和花廳。
南京文史研究者王重陽認為：“這座看似奇怪的建筑，初步推測是清末兩江總督周馥的紀念建筑──金陵周愨慎公祠，之前還曾經被金陵刻經處使用過！”估計原為四面敞開的花廳，歸秦淮區文物局管理，建筑東側的窗子下面，有文物保護標志碑。感覺這樣風格的建筑，在南京城東南地區少有，周邊也只有文昌巷里建于清末的李鴻章祠堂有點類似，但風格已經不是一回事。
不由得想到，常府街24號這棟古建筑，會不會原來就和街對面的45、47號是一個整體，在常府街拓寬改造時，給劃成了隔街相望的兩處了呢？若此，便是周馥舊宅的花廳、早期的金陵刻經處了。
記得南京大學文學院程章燦教授有篇“清朝歷代兩江總督，南京人為何最喜歡周馥”的文章，通過列舉周馥署理兩江總督時的幾則事例，拿周馥與前幾任總督比較：“劉坤一、張之洞、魏光燾是在周馥之前的三任總督，他們先后接力，在南京辦起了三江師范學堂，論辦學，四人皆有功績，論平易近人，周馥要勝出多多；若跟陸建瀛比，周馥的才干更不知強上多少倍，難怪南京人都愛這位兩江總督。”
近代名人周作人，1906年在江南水師學堂作學生時初識周馥，在他后來的《飯后隨筆》書中對周馥評價道：“實在那一天給予我們一個很好的印象，可以說在五十年間所見新舊官吏中，沒有一個人及得他來的，并不因為他教我們辦局子，乃是為了他的樸素、誠懇的態度，不忘記我們兩個留校的學生，這在劉坤一、張之洞、魏光燾大概是不會得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