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聞之
近日，各地高校開始陸續迎接新晉大學生的到來，很多學校會向大一新生介紹各種獎學金制度，以勉勵學子勇攀學業高峰。其實，古代亦有針對寒門學子的獎學金制度，包括提供學習費用、旅費以及生活補助等形式。
自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在我國教育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它擴大了取才的范圍，把讀書和做官聯系在了一起。為了促使本地宗族的貧寒學子能夠順利通過科考，朝廷和地方制定了各種制度，設立助學機構，從卷資、路費、賀金等方面給予貧寒讀書人各種資助。
到了唐代，這種助學形式的制度有了進一步提升和完善，如中央資助考試落榜者回家的路費，還給一部分糧食，可以免費使用驛館的交通工具，如果考生生病了，朝廷還免費負責醫療；地方上則免除了舉子的渡船費。
在宋代，考試一般分為州試、省試、殿試三級考試，政府針對那些地區偏遠的學子，可以憑卷(也就是現在的準考證)免費使用驛館的交通工具、免費借宿驛館。朝廷和地方還專門設置了“貢士莊”與“貢士庫”，擴大了資助范圍，不僅包括州縣的貧困學生，還包括士子，甚至擴大到士族的后人。所資助的項目甚至包含了士子的婚喪嫁娶。由于朝廷給予的補助有限，達官貴人還會解囊相助，或是將購置的良田經營起來用于資助學子求學。例如江西吉州廬陵縣的一個莊約中規定，將田產收租兌換成現銀，到了考生赴考時，再發放用作旅費。
到了明代，助學方式更加完善。“明興以來，獨以制義取士，取明經而已。”朝廷實行學田制，還大力提倡民間機構捐資助學，創辦了眾多義學、賓興等助學機構。這些機構主要招收貧寒生童，為寒門學子提供讀書應試的機會。萬歷年間，當地政府通過財政補貼，以及多種形式的募捐，把得來的資金一半用在教育上，有時地方上還會把沒收的贓款規劃到這一類支出上。
賓興館是由清代惠州鄉紳為資助本地生員參加鄉試、會試而建的會館。
清朝時期，對士子赴考也有一定的資助，該項支出屬于財政歲出的“科場之款”，主要包含路費、旅費、驛馬、允許馳驛，趕考的考生可以憑借兵部火牌到驛站領馬，一路馳驛赴京考試，不需支付馬食；回程照領。同時還設立了專門的經費用于資助寒門學子赴考，這些經費包括“主考路費銀、科場供應銀”等。此外，民間也會有很多捐款、捐田的方式資助考生。
古代的助學制度，是伴隨著漢代官學的興起而出現的。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漢武帝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在中央立五經博士，設置太學，“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漢一書·儒林傳序》)。所謂“復其身”有兩個意思，一是免除這些弟子的徭役，二是向其提供食宿。
漢代中央太學的設立，給地方設學以積極影響，在漢政府的號令下，地方設立了各級學校，分別稱為府學、州學和縣學，班固《東都賦》曾對此狀況進行描述：“四海之內，學校如林，癢序盈門。”眾多官學也仿照中央太學的規程，一律對學生免役，提供食宿。
漢代的學制為后代所承襲，其在官學中不收學費還提供食宿的做法亦在其中。如在官學時興時廢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太學生多是為避役、為食而來，“多皆相從飽食而退”，以至時人感嘆：“嗟夫，學業沉隕，乃至于此。”官學大興的唐代，亦有“經年等第，不進者停廚”的記載。到了明清，更有了廩生之稱，意為由官府供給膳食的生員(在官學中就讀的學生)。
岳麓書院
除了官學以外，書院也給予學生食宿之地。書院興起于宋代，一般遠離府縣，或藏于名山，或依山傍水，這種特點決定了它必須向求學者提供食宿。朱熹《崇安縣學記》說：“諸生無所仰食，往往散去，以是殿堂傾記，齋館蕪成，率常更十數年乃一聞弦誦之聲”，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地方官學提供食宿的意義。明代以前，書院多為民間集資而設，但它維持學生食宿的經費卻很充裕，如清代史學家全祖望說有的書院“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福，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也有一些書院是接受政府資助的，使得“其田上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于州縣學”。
清代以后，書院逐步淪為科舉的附庸，許多書院完全官學化，不僅學生入院要通過州府的考試，而且書院的山長、教習也多由官府委派，由官府出資，因而這時的書院與官學相同，也有了發銀兩的定制，比如岳麓書院在嘉慶年間，正課生每月有米有銀，銀為每月一兩。這種做法的出現，標志著延續至清的助學制度有了新的發展，給予學生的津貼費用(銀錢等)，被人們稱為膏火。
膏火，原意為燈火，《莊子·人間世》云：“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在漫長的封建社會里，那些發憤于寒窗的讀書人，往往是燈火相伴，膏火兩字就常常與讀書形影相隨，如杜甫有詩云:“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隨著時光推移，膏火兩字被引申為給讀書人的銀錢資助。最早較為完整表述膏火的，是清人吳榮光，他在刊行于道光十二年的《吾學錄》中云：“直省省城設立書……皆奉冒賜帑贍給師生膏火，令有志向上而無力就師各生入院肄業。”
清同治元年（1862年），迫于辦理洋務的需要，早期洋務派在北京設立了我國第一所近代學校——京師同文館。建立伊始，該館限招八旗子弟，但在“朝士皆恥言西學，談者詆為漢奸，不齒士類”的狀況下，問津的八旗子弟寥寥無幾，于是該館宣布入館者“厚其薪水”，將膏火制作為吸引學生的方法之一。1863年，李鴻章在上海設廣方言館，也規定“建業膏火每日銀一錢”。
1866年，左宗堂辦福州船政學堂，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的傳統觀念支配下，學堂招收的幾乎全是非貴族學生，為了維持學生的生計，使其安于學業并鼓勵上進者，該學堂規定：“各子弟飯食既由藝局供給，仍每名給銀四兩，俾贍其家，以昭體恤。”此后，在洋務派設立的所有學堂，無論是語言學堂、軍事學堂，還是實業學堂，均實行這種包括膏火制在內的助學制度，比如1895年設立的天津中西學堂，除供給食宿外，還給膏火，而且頭等學堂和二等學堂學生的膏火銀數量不同，就是同等學堂中不同年級的學生的膏火銀也不同。
京師大學堂
顯然，在近代學校的興辦中，在時人對西學不甚了解、風氣未開的條件下，對這些招收普通人的新式學堂來說，供給食宿并給予較優厚的膏火，在擴大招生人數并穩定在學學生方面，具有積極作用。不僅如此，在各學堂的管理中，如考勤和獎勵學習上，作為一種經濟手段，這種助學制度也發揮著特定作用，比如1898年以前的京師同文館章程中就規定：“大考、歲考、季考、月課，各學生除穿孝、完姻、告假外，俱不準托故不到，如不到者，月課罰扣膏火三日，季考五日、歲考半月，大考一月。”
（本文作者為文史資料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