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過去200年的全球化進程中發生的七次經濟危機——19世紀40年代末、1873年同時發生的股市震蕩、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大蕭條時期、20世紀70年代、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及最近的新冠危機——為什么其中一些危機能促進全球化，而另一些危機則推動了實質性的去全球化？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史學家哈羅德·詹姆斯（Harold James）在其新書《七次崩潰：下一次大規模全球化何時到來》（祁長保譯，中譯出版社2024年9月版）中從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將現代的經濟危機分為兩種：那些由短缺引發的事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導致了更大的全球化，因為市場擴大，生產者創新以增加供應。相比之下，需求驅動的危機，比如導致大蕭條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危機，通常會導致國際貿易萎縮，導致全球化程度降低，同時伴隨著這些事件的發生，人們對政府的懷疑態度也日趨濃厚。本文摘自該書結論部分“下一場大規模全球化”，澎湃新聞經中譯出版社授權刊發。
供給沖擊形成并再造了全球化，也給我們帶來了教訓。過去200年的負面沖擊揭示了嚴重的短缺——不是我們的欲望未得到滿足，而是我們的生存面臨威脅——諸如19世紀40年代的糧食，20世紀世界大戰中的糧食、燃料和軍火，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與能源，然后是新冠疫情大流行時代的醫療保障及國家安全。并不是說過去不存在這些問題，惡劣天氣和歉收導致的饑餓與饑荒在前現代世界經常發生，那時的戰爭是地方性的。但是到了19世紀，通信技術和方法已經存在，可以用來提供解決方案。在每一次應對供給沖擊時，很大一部分挑戰都來自物流方面，困難在于如何為面臨嚴重困難的人們提供必需品。這給各類組織帶來了挑戰，包括業務的操作和融資方式，以及政府提供服務的辦法。需要對交通與聯系進行徹底的反思。
這種混亂立即生出明顯相互矛盾的反應，部分是因為人、階級和地區受到的影響如此不均衡，部分也是因為有太多未知的東西。對不同機會與各種后果的認識甚至假設都導致了對短缺、戰爭、通貨膨脹和大流行的懷疑和厭惡。不可知性也會讓人相信，嚴重的破壞必須是暫時的，生意將很快恢復正常，戰爭會在圣誕節前結束，非典或埃博拉這樣的大流行能很快熄滅并得到控制。另外，挑戰的巨大規模表明，只有最異想天開的結果才能帶來解脫：神奇的武器、機器人大軍、機械裝置或人工智能的應用。
對尋找新供應的挑戰做出應對，或對價格上漲發出的信號做出反應，都刺激了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卡爾·馬克思在評論19世紀40年代的災難及其政治后果時，非常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當時歐洲似乎趨于穩定，誕生了新的政體。包括用改進的機械裝置取代原有設備在內的大規模技術變革“主要是在災難或危機中實施的”。這種實施幾乎總是無關全新技術的發明，而是應用和發展既有的方法。蒸汽機及其在運輸中的應用在19世紀40年代廣為人知，集裝箱船和計算機則是在20世紀70年代大規模使用，還有納米技術、mRNA疫苗和人工智能應用在2020年為人熟知。然而，突然之間，這些技術變得更有價值，它們的變革潛力得以實現。危機引發了人們對世界和人類技術如何結合的新思考；而一些舊的思維方式，例如關于貨幣穩定及其何以輕易實現，貌似已經過時。但是，想象新事物往往是痛苦的。
短缺帶來更高的價格，它們本質上不會產生通貨膨脹。但面臨短缺的政府最初將通脹視為一種吸收新事物沖擊的方式，一種在變革過程中幫助保護暫時失敗者的方式，甚至是一種促進更多產出和更高生產率以克服供給瓶頸的方式。政策響應所基于的假設可能導致補償機制變得根深蒂固，并形成20世紀70年代那樣的高通脹，甚至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那種惡性通貨膨脹。價格的普遍上漲有助于彌合裂痕，減少立即出現財務困難的可能性。人們后來了解到，結構性的突變需要調整相對價格，或許當所有價格都上漲時，一切就變得容易了。
在實踐中，動搖全球化的危機總是重要的學習機會，盡管人們并不是總能認識到這種機會。此類變化應該被視為對自滿情緒的沖擊。回想一下熊彼特的問題：“事情是如何變得不同的？”答案是：“當世界上發生一些全新的事情時，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謎。”然而，要學習的不僅是獨特的技術，還有商業和政府的運作方式。其他國家和文化往往能提供一種模式。1851年的世博會甚至教會了自信的英國人，他們可以從明顯更粗糙的或更“落后”的美國或德國的理念和方法中獲利。20世紀70年代，自滿的美國汽車生產商明白了，他們的汽車在效率上不如日本制造的汽車。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曾被嘲笑為制造粗糙、花哨、廉價的仿制產品。那么，在21世紀20年代呢？新冠疫情危機暴露了許多社會的深刻分歧和緊張狀況。針對誰在承受痛苦以及如何分配負擔，有人提出了問題。制定有效的疫苗響應措施需要解決深刻的不平等和觀點上的差異，這直接反映在不同的疫苗接種率上。這一挑戰凸顯了此前被嘲笑的歐洲社會保障體系對于美國的吸引力。但它也為中國利用智能手機上的個性化數據來抑制公共衛生危機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性。
學習往往與錯誤、羞辱和失敗聯系在一起。由于對軍事力量不足的認知，德國和日本曾經被兩度再造。對日本來說，一次是在19世紀拿破侖的勝利和海軍準將馬修·C.佩里（Matthew C. Perry）的黑船出現在東京港之后，另一次是在1945年后。而俄羅斯在19世紀從廢除農奴制開始的重大改革，是由克里米亞戰爭的失敗引發的；在1904—1905年對日戰爭中再次失敗后，新一輪的改革浪潮又開始了。在與烏克蘭的沖突中暴露的缺陷會促使俄羅斯再次啟動類似的改革進程嗎？軍事上的失敗表明了，徹底的改革和明智的效仿對于趕上和超越戰略對手是多么重要。作為反面，也有人經常認為，英國人的缺乏變通和未能實現有效的憲法改革是不曾輸掉戰爭的結果。失敗鼓勵學習的機制可能不僅僅在于心理方面，經濟學家曼庫爾·奧爾森（Mancur Olson）認為，二戰后德國和日本的奇跡是低效的制度一次又一次失敗的結果，那種制度促進了特定的部門利益，阻礙了追求國家的總體利益。
學習并不總是受歡迎的，特別是當它涉及接受或借鑒其他文化的解決方案時。針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的后蘇聯世界的經濟困境，一項有影響力的分析表明，中歐人和俄羅斯人認為“模仿時代”（age of imitation）貶低了他們自己的情感和歷史經驗。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和伊萬·克勒斯特夫（Ivan Krastev）建立了一個模仿如何毒害政治文化的模型。
新冠疫情的沖擊給世界各國帶來一個有差別的、獨特的教訓。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受到了打擊。如果美國和中國倒退回20世紀中期的內部增長模式，那這兩大經濟體對其他必須依賴復雜供應鏈的國家便失去了吸引力。從全球金融危機開始，中國已經從中吸取了相反的教訓——不能僅僅成為一個在出口導向驅動下的有活力的出口方——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國更早地采取了超越貿易和經濟聯系的更高維度合作。歐洲國家在協調疫苗供應和公共衛生供給的困難方面得到了嚴厲的教訓。新興市場，甚至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都看到了財政空間的匱乏是如何限制了有效應對危機的能力。
經濟學家通常通過總量思維對需求沖擊做出反應，考慮的是一些宏大的數字。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他為經濟學家樹立了一個醫生或治療師的典型。拉里·薩默斯就是他的現代同道者。但供給沖擊的作用方式不同，應對供給不確定性的也是相當不同的一類經濟學家。就像杰文斯、瓦爾拉斯、門格爾或20世紀末的哈耶克，以及今天的切蒂一樣，他們關心細節，分解信息，分散政策響應。有必要通過價格為消費者和企業家這兩種個體提供如何應對短缺的信息，諸如19世紀40年代的糧食短缺，20世紀70年代的碳能源短缺，或者今天的芯片短缺。某些時候，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樣，政治上的當權者試圖通過簡單的壓制來應對市場價格，但這使得價格所包含的信息無法作為未來行動的指引。對于那些從總量角度思考的經濟學家來說，短缺的環境是令人不安的，因為這些總量無法告訴人們如何分配稀缺的資源。刺激整體需求只會更加激化分配沖突。舉這次大流行中的一個明顯例子：貨幣和財政刺激沒有能力增加疫苗的供應，也沒有能力改進開發和交付疫苗所需的技術。
因此，需要納米經濟學的精確計數來發揮創造力，釋放能克服供給挑戰的生產能力。如此一來，全球化變成了一個崩潰、計算與創造的故事。
危機還涉及重新構建政治思想和政治秩序。簡單地把新興政治人物視為 “全球主義者”是錯誤的。對危機的反應最初被投射在國家的強化，但它成功地間接帶來了全球化。19世紀40年代的危機之后，拿破侖三世皇帝、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以及俾斯麥的日本同行，政治家大久保利通（ōkubo Toshimichi）和伊藤博文，他們再造了政治思想，重新堅持這樣一種方式，政府可以引導但不能控制促進經濟發展的力量。他們都發展出了強烈的民族認同感——在日本被稱作“國體”（kokutai）——為政府的成功實踐奠定了基礎。拿破侖三世從其叔父的“榮耀”（gloire）考慮，認為俾斯麥在一意孤行的德國是一股重要力量。為了進行全面的愛國主義動員，第一次世界大戰誕生了一種新型的政府干預主義，最恰當地被描述為戰爭社會主義。
為了應對20世紀70年代的經濟痼疾，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也重塑了政治。他們都不是真正的全球主義者，其目的更在于強化國家實力，但他們也看到了抓住全球機遇的重要性。其出發點專注于政府可以有效地做些什么，并放棄那些過度干預而使政府效率降低的非必要任務。他們想要強大的政府，并認為前幾屆政府的軟弱是因為他們試圖在生活的太多領域做太多事情。他們還認為，在冷戰期間或馬爾維納斯群島問題上，外交政策的自信是表明能力和決心的一種方便和明確的方式。
所有這些重塑政府的嘗試都不可避免地有所缺陷，需要下一屆政府予以糾正。改造者本質上是相當武斷的，而許多人很快就厭倦了專制或威權主義。在19世紀的時候，針對拿破侖三世、俾斯麥和伊藤博文的未遂暗殺一再發生。他們的政治思想很快就顯得過時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也是如此，當時許多人試圖找到一條回歸“正常”的道路。同樣，在里根和撒切爾的大變革之后，許多政治人物開始尋求同一種路徑更輕松的、更少強制性的，但可能更為全球化的一個版本，克林頓主義和托尼·布萊爾的新工黨都屬于這種改良的和民主化的路徑，并且隨后在新一波的強烈抵制中被嘲笑為“新自由主義”。
在某些或許獨一無二的情形下，在一個技術發達的大國，政府在協調研究和生產力方面的努力會帶來生產效率的激增。20世紀中期美國的獨特情況尤其如此，它的生產力發展與全球化的形態呈倒U形：隨著全球化消退，美國的生產率猛增，從20世紀50年代起，全球化可以被簡單地視為對美國的模仿。但這種建構并非通常的規則，它源于兩次大戰之間全世界的去全球化的特殊情況。
危機推動了更具有技術變革性的進一步全球化，這不僅是因為需要在遠距離之外生產的復雜貨物或商品。考慮到供應問題的緊迫性，至少在技術先進的大國，可以通過嘗試提高生產的獨立性來應對這一挑戰。全球化進程更深層的吸引力在于提供了大量不同的實驗領域，關乎如何應對特定的挑戰。引用或挪用技術和管理方法有助于確保知識以新的方式得到調整和使用，之后還會有更多的借用。
技術的變革能力將促進生產效率并提高增長率。這應該使公共開支的壓力進一步減輕，但前提是要有及時而有效的指導。這一轉變直接引發了政府能否勝任提供服務的問題，政府需要進行一場革命。
企業家們還試圖建立新的控制方式，利用或設計新的財產形式，使用通常源自外國模板的法律形式——如19世紀中期的股份公司，讓實現鐵路和輪船革命成為可能，或者是20世紀70年代的離岸金融公司。當企業家們試圖在轉型時利用財產和控制權的擴展概念，政治權力將是重塑財產觀的一個關鍵因素。今天是否“需要”打破對知識產權的控制？對權威的主張，也就是一種新的威權主義和強制性是否還有必要？我們可以從下面這件事情中看出上述問題，比如弗拉基米爾·普京宣稱：“俄羅斯人民永遠能夠區分真正的愛國者和渣滓與叛徒（即西方化的寡頭），并像對待一只不小心飛進嘴里的小蟲子一樣把他們吐出來。”正是這種動力促使政府試圖控制杰伊·庫克或貝瑟爾·斯特勞斯伯格的過度行為。
過去展開的運動和歷史敏感性在當今不斷回響。舉例來說，中國社會層面針對科技巨頭的運動批判了一種破壞身心健康的娛樂文化。年輕人沉迷于游戲，會導致智力與視力的下降。游戲業巨頭在兜售“精神鴉片”。這明確地喚起了人們對受盡屈辱的19世紀的記憶，當時流入中國市場的鴉片造成了中國社會和政治秩序的崩壞。就像俄羅斯一樣，歷史可以在這里被用來傳播不信任，并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過去，以及未來，必然是國家之間無情沖突的敘事，其中一方獲得的利益必然以另一方的損失為代價。
這種說法可以通過分析和數據進行檢驗。因此，福利標準能檢驗政府的控制權如何行使、由誰行使，以及為誰的利益而行使。對于專利保護是否限制了世界各國提高新冠疫苗產量的能力，共同利益也是討論的核心。反駁意見是，生產疫苗不僅取決于可以輕易復制的合適配方，還要依靠一系列更廣泛的實踐和互動。例如，可能存在對知識產權的過度保護，特別是由于美國自20世紀末以來的法律發展，將計算機程序解釋為可以申請專利的產品，而不是一般的真正算法。想到改革或更好地傳播思想，便馬上觸及如何學習的問題。學習是全球化危機的重要結果，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更有效地學習。
在2020年新冠疫情大流行這一最新挑戰中，從最初對進一步貶值的擔心，到后來對通脹飆升的警報，我們首先要直面的主要社會和經濟問題與全球化進程并非直接相關。幾十年來，富裕國家的人民一直擔心教育、醫療保健、迅速增加的老年人群體的護理以及住房成本的上漲。其中每個方面都因為大流行而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產生了短期和長期的后果。教育受到干擾，學校和大學因傳染的危險而關閉。學習轉入了數字模式，但一些更弱勢的學生發現無法上網或存在問題。生活環境的不平等因此而放大。嚴重的感染率和死亡率立即讓衛生保健系統不堪重負。與危機相關的對其他基礎病的忽視、對慢性疾病的治療不足以及缺乏新發病率的判斷，都可能產生長期后果。療養院里的老人被感染，病人被移出醫院。這場危機給老年人照護的管理提出了強烈的批評，讓很多老年人不愿想象未來的自己進入這樣的養老院。擁擠和簡陋的住房助長了疾病的傳播。大量更富裕的人逃離了市中心，到他們可以遠程工作的新地方尋求更大的空間。
在這些出現危機和挑戰的領域，技術提供了改進或逃避的可能性。在每一種情形下，解決辦法都不會受到國家邊界的限制。教育方面，可以通過電子渠道更充分地獲得高質量的教學。在醫療保健方面，有遠程醫療和應用人工智能評估公共衛生挑戰。教育和醫療保健，如果以數字方式提供，可以來自世界的另一端。對于老年人的照護，人們更多地討論了如何利用信息技術和機器人幫助更多老年人留在自己的家里。在住房方面，數字游民打開了新的前景，他們可以在世界各地遠程工作。技術和全球化相結合，提供了強有力的答案，就像它們在從前的危機中所做的那樣。那時的教訓和現在一樣簡單，全球化改善了人們的生活。
技術和地理變化的結合總是需要能力，而這需要適應與學習，從悲慘的過去中學習，借以展望未來。在1919年的陰霾中，凱恩斯曾擔心“所有這些都使得局勢在好轉之前可能變得更糟”。但在當下這個最令人沮喪的時候，我們學到的東西也最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