燈下，翻閱《于氏家訓》，心潮起伏，思緒萬千。
書中于成龍德澤子孫的故事，讓我想起了故鄉，想起了父母，想起了那盞煤油燈。
父親本是國營煤礦職工，自然災害時期，口糧不足，辭職回鄉。初中還未畢業的大哥下了煤礦。父親一門心思建設家鄉，從小隊干部到大隊干部，從下鄉知青老師到公社衛生院負責人，每一件事都盡職盡責。
父親對子女的教育毫不松懈。因為吃不飽，二哥在放學的路上，把生產隊的紅薯刨了兩只，裝在書包里。父親知道后，當著我們幾兄弟的面，一頓狠揍，讓我們長了記性。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月里，父親點上煤油燈，要我們看書學習，年幼的我常常對著煤油燈打瞌睡。由于眼睛不適，父親帶我到省城武漢見了他的“知青”學生，受到熱情款待。我登上了黃鶴樓，走上了武漢長江大橋，長了見識。為了省錢，在橫溝橋下了火車后，父親帶我從小路步行回家。從上午走到傍晚，腳底磨出了血泡。從此，我在學習上再也不敢偷懶，小學升初中我是馬橋公社第一，初中升高中我是馬橋鎮第一。恢復高考制度的第一年，二哥就考上師范學校，做了一名教師；三哥十五歲考上大學，十九歲做了技術主管。等到我和弟弟考上大學后，村里人演戲，還把我們家的故事搬到舞臺上唱了一出。
母親是一位勤勞的農婦，一生養育了六個孩子。父親常年不在家，母親獨自挑起家庭的重擔。做飯，洗衣，干農活，種菜園，煮豬食，喂雞鴨，一刻也沒有清閑。經常是通宵達旦，就著那盞煤油燈一邊做事一邊打瞌睡，醒來后再接著忙活。一個冬天，母親將不到一歲的二哥綁在椅子上，放在火爐邊，交給六歲的大哥照看。一不小心，二哥連人帶椅撲在爐火上，等到大哥解開帶子，搬起椅子，把二哥拉起來時，二哥的左手已經燒得變了形，落下了殘疾。
鄰居有一位孤苦伶仃的盲人老大爺，母親主動擔負起照顧他的任務，經常讓我們給他送飯送菜，為他打掃衛生、漿洗衣裳，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村里感念母親的辛苦和付出，將他留下來的那一間房子給了母親。
積勞成疾，五十歲的母親倒下了。在縣城工作的大哥大嫂將母親送到醫院，醫生說，全身的器官磨損過度，無法修復。彌留之際，母親一直在等待著，直到我和弟弟從學校趕到母親的身邊，齊聲呼喚母親時，母親才長長地呼出最后一口氣。那個場景，我刻骨銘心。母親短暫的一生，溫暖的是別人，虧欠的是自己。
父親有機會也有能力，為自家辦事，可他總是一心為公，不徇私情。大姐在農村生活了一輩子；一位堂姐當面質問父親，為什么招工的時候不為她說話？我小時候總是穿著哥哥、姐姐的舊衣服，心里有些自卑，不敢與人親近，養成一種內向的性格。大哥成家時，只能把那位孤寡老人留下的房子當作婚房。
畢業后，我被分配到外地工作。臨行前，父親對我說：“人一輩子不要有過多的欲望，有飯吃，有衣穿就可以了。”因為思念親人，眷戀故土，三年后我申請回家，被調入鄰縣通山，并從教師轉崗成為行政人員。一天下午，父親來看我，手里捧著一只土缽，打開一看，里面盛滿了燒好的紅燒肉。那時母親已經過世，父親一個人在鄉下生活。印象中，父親從不進廚房，那一缽紅燒肉里，飽含著多少硬漢柔情。我陪著父親在縣城散步，突遇停電，父親買了一只手電筒。晚上在我的單身宿舍里，父親與我徹夜長談，談老實做人，談勤勉工作，談遵紀守法。告別的時候，父親留下了那只手電筒，讓我能常常照一照腳下的路。
生活越來越好：大姐嫁到最近的自然灣，方便照顧娘家人；大哥大嫂在小城經商，小有積蓄；二哥三哥都已成家立業；我有工資，自食其力；弟弟也即將參加工作。在正該享受的時候，父親卻突發腦出血，離開了我們。兩節電池的手電筒，成了父親留給我的遺產。
如今，大哥大嫂繼承了父母的傳統，扶助鄉鄰，熱心公益；弟弟在一家國有銀行里做審計專員，專門負責提醒糾錯；我也成為一名基層干部。有一次，我上臺演講《共有一個家》，激起共鳴。工作上我不敢懈怠，帶領團隊兩次獲得省里的獎勵；個人兩次獲得省直部門表彰，多次獲得市縣表彰。
每當處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我都會拿出父親留下的手電筒，想起父親說的話，憶起父親點燃的煤油燈，就像茫茫大海中，發現了航標燈，瞬間就有了抉擇。
人生漫漫，與“燈”相伴。燈，讓黑夜變得光明，讓孤寂充滿溫暖，讓旅途找到方向。
（鎮咸勇，咸寧作家協會會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