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國內科研圈現行的“游戲規則”，優秀博士畢業生最好的選擇是出國，如果在國外實驗室做出好的成果再回國，待遇會優厚很多。說起這個，團隊帶頭人則如鯁在喉：作為老師，當然希望自己學生奔個好前程;但對于團隊和國家來說，就因此流失了一個已掌握先進學術思想、實驗關鍵技術的人才和一段黃金創造力。
隨著我國科研實力邁上新臺階，優秀本土人才得不到相應待遇的問題日益凸顯。今年全國兩會，第一次履職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王建宇院士提的第一個建議，就是呼吁關注優秀本土人才。比如，做出世界首批克隆猴、細胞“去核”“注核”技術爐火純青的中科院神經科學研究所博士后劉真，要破格才能被聘為研究員。而“研究員”基本只是海外人才引進的一個墊底條件。
就科學規律而言，科學研究本不存在所謂“出身論”。只不過，“海歸”作為西學東漸的載體，自帶光環，籠罩神州百余年。最具戲劇性和代表性的例子是《圍城》里的方鴻漸。及至改革開放以來給予海歸人才優厚待遇，也只可謂之特殊發展階段的特殊政策，萬不能因此奉其為人才評價的金科玉律。而今時不同往日，盡管國內能培養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學術土壤還不多，但星星之火態勢已現;頗具活力的土壤正在孕育越來越多的優秀本土人才，而人才評價卻沒能跟上科研環境改變的步伐。
不可否認，在科研實力上水平的關鍵期，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固然還要持續加強，但不能顧此失彼。對于本土成長的、為國家作出重要貢獻的“青稞”，亟待從頂層設計上建立制度化的評價體系。僅依靠某單位、某部門的努力一事一議或改善小環境，終究不是長久之計。
責編：趙樂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