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可道，非常道。
即便沒有讀過《老子》，絕大多數國人也熟知這一句，這也是《老子》又名《道德經》的原因之一。但直到上世紀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今人才知道《老子》中最為人熟悉的這一句，其實早在兩千多年前就被篡改過了。
今年是馬王堆帛書出土五十周年，近日中華書局專門出版了一套馬王堆漢墓發掘五十周年版的《道德經》以作紀念。只要對傳統文化感興趣、對古籍稍有了解就會明白：
古文獻的忽然現世，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意義，用驚天動地來形容都嫌太過膚淺。
壹
極其重大的發現，事前往往毫無征兆。1973年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的西漢女尸及多件珍貴文物，引發巨大關注。因此對接踵而來的二、三號墓的發掘，人人都充滿期待。一號墓的發掘經費只有六千元，而二、三號墓猛增至20萬元，在當時堪稱天文數字。
先發掘的是三號墓，但深入之后才知道：不僅棺槨規模比一號墓的辛追棺要小得多，而且事后開棺發現只剩骨殖，令期待“再現一具古尸”的專家們大失所望。因此三號墓的主要收獲，只有內棺和外槨之間四個邊箱中的文物，現場看也就是一些漆器、木俑之類的。
東邊箱中，有一個編號57、全長60.2厘米的漆奩，通體黑色無紋飾，雜在一堆漆器當中絲毫不引人注目。打開漆奩是一個由五個空格組成的空間，從其中一個空間內提取出兩卷竹簡后，考古人員估計不可能有大的收獲了。
不料竹簡下還有一堆疊成長方形的絲帛，由于年深日久，除霉變外還粘連在一起。好不容易把這些絲帛提取出來，卻在漆奩的另外一個空格中發現了更多的絲帛。這批絲帛被送往北京故宮博物院清理揭裱，才發現是一批帛書，即寫在絲帛上的典籍。
由于帛書成本高昂、不如竹簡木牘常見普及，又是本質為蛋白質的絲織品，在地下更加容易腐朽，所以之前發現的竹簡遠多于帛書。經過整理，成果更令人難以置信：不僅有二十多種共計十二萬字的古籍，更珍貴的是包含甲、乙兩種完整的《老子》寫本，價值無法估量。
《老子》帛書乙本（圖源 湖南博物院）
古希臘典籍如荷馬史詩、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的相關著作，是寫在一種名為莎草紙的古紙上。近代尤其二十世紀以來隨著考古學的發展，在歐洲多地發現了眾多的莎草紙殘片，但幾乎全為只言片語，重要如《理想國》這樣的典籍絕無完整的全本。如馬王堆帛書《老子》這樣兩千多年前的完整古籍現世，不僅在中國前所未有，放眼世界亦是。
而仔細審讀后才發現，“道可道，非常道”竟然不是《道德經》的本來面目，而這一錯已經錯了兩千多年。
貳
并非人人皆知的是，趙云自稱“常山趙子龍”中的常山郡，其實本來叫恒山郡。而自古居住于月宮中的嫦娥，本名也其實叫“姮娥”。如此種種，都因為西漢漢文帝劉恒即位后，為了避其名諱而改“恒”為“常”所致。
而帛書老子甲本的第一句就不避“恒”諱，為“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也就是說，除了虛詞增減上的不同，其實本來應該是“道可道，非恒道”“名可名，非恒名”。
不要小看這一字之差。雖然“恒”“常”意義接近，但畢竟此字非彼字，如“父”"爹"“爸”意義雖同但彼此不可隨便代替。尤其在現當代語境中：恒是Always，常是Often。而且不僅這一處，老子書中其他用“恒”的地方，也統統被改成了“常”，比如“道常無名”。不是帛書出土，當下很難想象兩千多年來無數人研讀《老子》，卻根本不知道第一句就連最基本的字都并非原文。
帛書出土前，時人研讀的《老子》有兩個不同版本的文本最為常見：魏晉時王弼所注解的版本，以及托名西漢河上公的注本。王弼本在士大夫中更為流行，比如錢鐘書就說他從小讀王弼本，一生都覺得好；河上公本在道教信徒中更流行，注解也偏于神仙養生一路。
帛書出土后由于時局所限，海外第一時間并不知情。等到改革開放，相關論文著作面世，海外漢學圈興奮得快要炸開來：帛書老子甲、乙本作為當下現存年代最早的版本，比任何后世版本都更接近老子的原作面貌。從魏晉唐宋至晚清民國，蘇轍、王夫之、俞樾、胡適……歷代數不清的大學者想見而無緣得見的文本，就這樣呈現于千萬人之前。
除了“恒”變“常”這樣的避諱改字外，學界還利用帛書《老子》版本厘清了很多困擾已久的問題。無論是王弼本還是河上公本，都有“無為而無不為”的表述，然而在帛書里，就算用顯微鏡也找不到這一句。驚喜的學者們一邊感嘆后人造假厲害，一邊抓緊時間著書立說，“我宣布：從此將‘無為而無不為’六個字永遠開除出《老子》。”
沒有想到的是，更大的驚喜還在后面。
叁
1994年，湖北荊門郭店村，一伙外來盜墓賊勾結當地村民，集體盜掘當地古墓。由于盜墓賊沒有文化，導致郭家崗一號墓中一具罕見的濕尸被警方找到時，已在下雨天的爛泥地里放置了數日。由于罪行嚴重，盜墓集團為首的三人被抓獲后統統被判死刑，而最后一名主犯直至2017年才落網。
事已至此，考古工作者只有搶救性發掘。盜墓賊盜掘了兩座楚墓，在距郭家崗一號墓僅有1公里的郭店一號墓中，考古人員伸手進入內棺頭部邊箱時，一片竹簡自己從水中浮了上來。
“干千年、濕萬年、不干不濕只半年”。竹簡在干濕相間的環境里縱然腐朽最快，但保留最久的濕環境，其實是指密閉狀態下隔絕雨水和地下水的形成的蒸餾水環境，尤為可遇不可求——即便如此，由于在湖北早已有如睡虎地等眾多竹簡出土，考古人員當時也沒太當回事，常規帶回清洗處理。
結果一整理，又是一個巨大到震驚的發現：戰國時期的三種《老子》文本，以及十余種從來不為人知的古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者龐樸指出：僅就其實物價值而言，這已是世界上目前可見最早的原裝書。
《老子》竹簡甲本（圖源：荊門市博物館）
都不用考慮具體文本如何，僅僅就其抄寫年代而言，已經足以重新審訂學術史。
上世紀三十年代，關于《老子》成書年代的爭論分歧成為一時焦點，以梁啟超、顧頡剛、錢穆和馮友蘭為代表的學者認為《老子》并非如《史記》所述那般早于《論語》，其成書不早于戰國末期；以胡適為代表的學者，則堅持認為推翻《史記》結論、判定《老子》晚出的證據不足。雙方各自著文論述，莫衷一是。
據學者張中行回憶，有一次錢穆、胡適二人在北大教授會上相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了。”胡適當即回敬：“錢先生，你所舉的證據還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能使我心服，我連我的老子也不要了。”胡適以“不要親爸爸”來反對，足見雙方分歧之激烈。
如今胡適、錢穆都已作古，而郭店楚墓的時代據考古鑒定，定在戰國中期末段即公元前300年左右。墓中發現的竹簡本《老子》，抄寫時已不晚于戰國中期，而成書年代只會更提前。因此郭店竹簡一出，錢穆生前長篇累牘的“《老子》成書不早于戰國晚期”的考證即全盤崩坍。胡適泉下有知，也會笑到最后。
另外，郭店竹簡雖然只是全本《老子》的節選本，總字數約為完整版的三分之一，但其中赫然有“無為而無不為”一句。之前言之鑿鑿將其加以開除的學者，又趕緊修改論著亡羊補牢。總之之前的斷言越堅決，之后的打臉聲就越響亮。
學無止境，所言不虛。
肆
1899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是文字學上的大突破。1900年起敦煌卷子的發現，令學者得以窺見古籍在六朝唐人筆下的模樣。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后，各地古籍的陸續出土，更使重新審視以及改寫中國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成為可能。
除馬王堆帛書出土《老子》及《周易》之外，1972年山東銀雀山漢墓中出土《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等古兵書；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漢墓出土《論語》等簡牘，字數接近今本《論語》一半；1977年安徽阜陽雙古堆遺址出土《詩經》《楚辭》漢簡，還有《莊子》中的《則陽》《外物》《讓王》等殘篇；2008年清華大學受捐的2500多枚戰國竹簡，中有失傳千年已久的《尚書》篇目……無論經、史、子、集，奠定兩千多年以來中華文化基礎的最核心的先秦典籍，都因為出土文獻的現世而煥然一新。
上世紀后半葉以來各地簡帛文獻出土，歷史上僅有兩次可比：一是漢朝初年，漢景帝的兒子魯恭王劉余在曲阜為了擴建宮室而毀壞孔子故居，在墻里發現因躲避秦始皇焚書令而保留下來的《尚書》《禮經》等儒家古籍。二是西晉初年，盜墓賊盜掘汲郡（今河南衛輝市附近）的一座戰國魏墓，由此發現的十余萬言竹簡。
書籍是見證文明、保存文化最具信息密度的載體，但書籍本身的載體又實在脆弱：竹木會腐朽、絲帛會化灰、紙張會燃火、硬盤會失靈。那些好不容易在墓中未朽的簡牘帛紙，遇上粗鄙無文的盜墓賊也是命運多舛：除了汲郡盜墓賊把墓中竹簡點燃作火把照明之外，不知曾有多少古籍，因盜墓賊的粗鄙而永遠消失。
如《老子》這樣的古籍，直接構成軸心時代以來兩千多年國人的思想血脈，其影響更早已超出神州一域。在當下研讀古籍，如果對出土文獻視而不見，大概率只會因襲陳說、一誤再誤。五十年前馬王堆帛書的出土，可以視為一個新時代的標記：
現代人能不斷地目睹與更接近本來面目的古籍出現。這樣的幸運，以往歷朝歷代不知有多少有識之士夢寐以求，但始終沒能等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