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葉的親戚說，這些愛心把孩子的一輩子給毀了。“這個孩子已經沒讀書了。她錢太多，讀書干什么呢?她給朋友買煙抽，經常請班上的同學出去吃飯。自己呢，就在街上閑逛，看見什么買什么，也不管貴不貴。”
高思發還記得雅安地震之后，有公益組織支持當地的居民養了很多雞，因為沒有經驗，很多雞都死了。“在北川(汶川地震極重災區之一)做過的失敗案例，到雅安也一樣的失敗了。”
2008年汶川地震襲來時，生于1970年代初的高思發在西藏經商。他先是在報紙上看到西藏招募志愿者參與公益歌曲錄制的信息，結束了3天的志愿者工作后，偶然的機會又和同伴一起從西藏前往四川，到了北川。地震前，高思發也居住在安縣(現在安州區)，與北川南北相鄰，均屬綿陽管轄。
在去往四川的火車上，一行人將團隊取名為“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隊，還制定了8條管理規定。5月26日，先遣隊第一批共17人開始參與北川漩坪鄉安州駕校安置點的1700名災民的安置工作，月底又前往任家坪參與志愿者服務，發現有些家庭無暇顧及孩子，孩子們在到處都是危房的環境中很危險，于是和村民協商并得到大力支持，共同開始籌備帳篷學校。
6月15日，“四川抗震志愿者QQ群先遣隊”更名為“中國心志愿者團隊”，這一名稱沿用至今。高思發因被選為一線團隊負責人，被稱為“高隊”，直到現在。
緊急救援結束后，救援組織和大量志愿者逐漸撤出，“中國心”的助學活動因為具有持續性，保留了下來，高思發也留了下來。在《現場：生命激蕩的2008》一書中，高思發回憶了自己的生命歷程，寫道：“現在，大家依然叫我‘高隊’。我很為這個稱呼感到自豪，因為我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 地震后的北川老縣城，成為地震遺址。新縣城已經遷往南面直線距離二十余公里的永昌鎮。
▌做公益做得連飯都吃不起了?
小時候因為父母生病，高思發家里比較貧困，一家人費了很大的力氣才供他和哥哥讀完中學。“我非常清楚，讀書對于貧困家庭的孩子來說意味著什么，雖然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讀書考上大學從而擺脫命運的羈絆，但至少這是改變命運的一個機會。”
“在辦帳篷學校的過程中，我對讀書在孩子成長發展中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認識，也對如何維護孩子的權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因此，在帳篷學校后期，我們決定將工作重點從原來關注孩子的生存權轉向關注孩子的發展權，開始了助學工作。”高思發回憶道。2008年8月15日，災區各中小學開始全面復課，帳篷學校的使命完成，助學成為“中國心”強力推動的工作。
最早，“中國心”的助學方式是幫助貧困家庭的孩子解決部分生活費和路費，采用“一對一”的經濟資助方式。通過“中國心”將有心助學的資助人與貧困家庭的孩子聯系起來。
但在資助人和學生家長打交道的時候出現了很多問題，比如語言交流的問題，四川本地方言還是可能造成溝通的障礙。還有匯款的問題，有的鄉鎮沒有信用社，有的家庭離場鎮的信用社很遠，或是電話、手機因為信號等原因難以聯絡，有的家長去查一次助學款，摩托車來回的費用要100多元。“這樣的問題讓資助和受助方之間很難交流，‘中國心’就成為中間方，做平臺服務”。
助學的過程還伴隨著家訪，便又涉及到辦公經費。從2009年開始，“中國心”開始收取管理費，作為機構運營成本。在這之前，已經開始在公益領域全職工作的高思發就有了危機感，“我做全職，我去服務之后，我的費用由誰來出?”
剛開始，有的資助人不愿意交管理費，還希望由自己直接去面對受助的孩子，也因此，“中國心”流失了少量的資助人，但更多的選擇了理解與認同。高思發也看到這一過程中的引導意義。收取管理費用反而能體現出一個機構是在正常的工作狀態中，而不是很艱難地在運營，不能因為“公益”而連飯都吃不起了。
▲ 2015年，“中國心”的志愿者乘摩托車去受助學生家里家訪。 © bczgx.org
▌不拍照。孩子們可以打收條，不信你可以去問
2008年，“中國心”還采用非常“古老”的方式發放助學款——孩子手上拿著錢，拍一張照片反饋給資助人，偶爾也會在互聯網上公布。十年后，高思發在反思這一行為的時候說：“在打著資助人旗號的志愿者團隊面前，兒童的權利蕩然無存。誰去聆聽他們的聲音?一些受資助的孩子讀到高中階段，對‘貧困’二字非常討厭，甚至是抵觸。”
2011年，“中國心”開始糾正這一舉動，關注孩子的隱私保護，并開始倡導不要拍攝那些把錢發到孩子手上的照片(有的助學項目會拉一條橫幅，把錢發在孩子手上并拍照)。高思發認為這是對孩子的傷害，“孩子們可以打收條，不信你可以去問”。
高思發還記得地震后的“愛心爆發”。因為父母在地震中雙雙去世，當時的一位受助學生小葉在地震中備受關注。她成績優秀，被親戚短暫照顧過一段時間。但從外地醫院回北川接受康復治療之后，身邊就幾乎沒有人關照她了。“一個十多歲的孩子，她自己如何去調試自己的情緒和感受。她的心理關懷很匱乏，直到迷失方向。我覺得那個孩子的改變，最重要的原因是‘關懷的不到位’。從被全世界關注的中心，到大家的熱情退卻，只剩她一個人的世界，落差非常大。”
政府的補貼、來自中國心的經濟幫助、社會各界的捐贈，這些物質資源匯聚到小葉的身邊。在“中國心”的回訪筆記里，記錄著小葉的親戚的失落：“這個孩子已經沒讀書了。她錢太多，讀書干什么呢?她給朋友買煙抽，經常請班上的同學出去吃飯。自己呢，就在街上閑逛，看見什么買什么，也不管貴不貴。”
回訪結束的時候，小葉的親戚說，這些愛心把孩子的一輩子給毀了。2009年秋天，小葉的成績一落千丈，不得不離開中學的“尖子班”。次年，她轉入職業中學，再后來，職中也沒有讀完，“中國心”終究失去了關于她的所有消息。
▌從夏令營到成長營
2010年，“中國心”開始運營夏令營，從2012年開始定位為“成長營”。招募來自全國各地的志愿者為震區兒童提供心理撫慰、課業輔導等幫助。后來逐漸發展為幫助北川兒童拓展視野、提升自信，并促進他們和志愿者共同成長的營地活動。
高思發說：“定位成長營，是在評估中發現學生與志愿者、社工都有成長的需求。在營會中，不只是我們去教孩子。”
▲ 成長營中，志愿者帶本地學生在操場跑步。 © yeepay.com
“中國心”的助學部門漸漸獨立出來，在2016年蛻變并成立為專注于青年發展和成長的“北川大魚青少年公益發展中心”。成長營的內容涉及素質拓展、藝術課程、影像計劃、生存體驗等活動和課程設計，以豐富北川兒童的暑期生活，并為北川兒童提供綜合素質教育。
志愿者則來自全國各地的高校，2017年，成長營招募了來自全國25個省、直轄市的155名志愿者。十年來“中國心”招募2000名志愿者，來往交通等費用均是自己籌款，高思發認為志愿者一樣需要付出與學習，“志愿者自費參與服務是符合志愿者服務的慣例，自己自費參與服務，自我在服務中改變”。
2013年，“中國心”發起“影像計劃”，把從社會各界籌集閑置的相機交給孩子們，希望孩子們學會用影像說話，通過鏡頭發現并記錄自己生活的變化和自己的成長。在孩子們的鏡頭中，有家人、朋友等的肖像，有家鄉四季變化的風景，還有快樂的游戲……2016年7月，“中國心”將孩子們拍攝的照片結集在一起，于成都寬窄巷子社區美術館舉辦了一場影像展，名字叫“一切都在好起來，希望你也能看到”。
▲ 正在拍攝的孩子們。 © “中國心”品質助學
通過資助學生，“中國心”的服務還輻射到孩子的家長。在“生計助學”的支持中，會幫助有基礎生產條件的貧困家庭開展種植、養殖生產，改善家庭單一的收入結構，提高收入水平，從而解決孩子讀書和家庭生活的部分收入來源。每一次邀請家長參加工作坊，家長們都在五六點早早起床，騎摩托車、乘客車到培訓地點。
有的村子里也有其他的學習機會，但是一些村民文化程度不高，教學的內容很難聽得懂，村民回村之后也沒有其他途徑可以學習，往往是一知半解。“大魚公益”2016年年年報里，村民楊姐說，那些大棚的知識她不想學，就想學些露天的、接地氣的知識。
高思發說：“家庭的教育很重要，家庭的改變會影響孩子，家長是孩子的榜樣。”未來“中國心”還計劃倡導學生及家長制定、修改家規。
▌“媽媽上班之后，家庭關系完全改變了”
2018年春節后，“中國心”租下北川東升鎮一村子里有兩棟房的大院子，也租下了周邊近7畝的土地，作為“媽媽農場”的辦公和實踐地點，在這里請本地困境家庭的家長參與運營和勞作，面向城市的孩子開展自然教育。
一開始并不是這樣設計的。無論農場還是成長營，都需要足夠的空間。為了一處合適的地點，“中國心”花了半年時間在北川四處尋找。一開始的目標在山區，北川山區大多風景好、土地便宜，甚至有一個受助家庭主動提出在自己那里設點，單家獨戶，面積又大。但是山區雨季多暴雨，也擔心山體滑坡，被否定了。
春節后，團隊終于定下了東升鎮的這個點，高思發又請了幾個有農場經營經驗的人來評估，卻被告知土地面積不大，更適合做自然教育。但是團隊成員討論后又擔心因為家長的文化程度不高，無法承擔自然教育的工作。
場地已經租下來了，總要做些什么。幾番討論，方向又變成了經營青旅，“把房子裝修起來，做成年輕人想來的地方”。成都來的一個老師得知后，立刻勸阻了這個想法，說年輕人沒什么錢，場地的交通位置也并不方便。“中國心”團隊最后還是回到了自然教育上，一來暫時不用在房屋裝修上有太大的投入，二則可以和周邊的土地相融合。
于是連設計的工作都省下來了。“中國心”計劃將整個場地的設計也交給孩子們，他們意識到這個地方最終還是孩子們的，不管是來參加成長營的本地孩子，還是從外地來參加自然教育的孩子，都應該是孩子們說了算。
現在院子只有一個初步的整體方向，細節都會交給孩子們。“現在我們不知道(會變成什么樣子)。我們就怕當我們有了計劃以后，搶占了孩子們的高地。”高思發說。
雖然新租的場地剛定下自然教育的方向，但是“中國心”早就派了工作人員去專業的機構學習，第一位同事已經學習了三年，還計劃派第二位去學習。農場是“中國心”最新的一個創業項目，無論“留守”還是出學習的同事，多是本地人，其中有三位是“困境媽媽”。
未來，這里會圍繞公益體驗和自然教育，面向城市市場開展夏令營、農耕體驗等項目。已經開發了種玉米、稻谷等活動，孩子們會在周末等時間前來勞動，體驗從種植到收獲的全部過程。農場的同事們則能發揮自己的耕作專長，就像他們在這片土地上一直從事的勞作一樣，只是這次，有了更多的支持和收入來源。
▲ 農場里生長的作物。 © 高思發
高思發回憶之前的助學項目，說，“雖然我們自始至終都在談賦權，但是很少有人感受到什么是賦權。我們沒有和他們一起共事，只是站在一個高地上說，‘咱們要賦權啊，咱們要民主啊’，但是沒有和他們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只有我們真正一起做事了，共同去做賦權、做民主的時候，才終于感覺到彼此的關系不一樣了，什么東西都不一樣了，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差異。”
在農場工作之后，家長們不僅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也開始更多地和外界接觸、不斷學習。高思發說：“媽媽的能力、家庭關系，我們都會介入。媽媽上班之后，家庭關系完全改變了。家庭關系的改變，我覺得是農場里最好的東西。”
春末正午的烈日落在農場的紅土上，地里的玉米已經陸續冒芽，田坎邊的格桑花也正在生長。其實最開始只買了2斤花種子，高思發覺得不夠，又買2斤，都種了下去。“以后，孩子們在地里玩泥巴，他們的媽媽能做什么?”高思發連孩子家長未來會做的事情也規劃了一下，不僅種格桑花，還準備在田邊修兩個休息用的涼亭，留下了可以拍照的“景色”。
“有的來參觀、考察的人認為這個歌農場是一種新的經驗，總結一下就可以復制。”高思發覺得還遠遠不夠，還需要時間。還有人聯系他去高校分享經驗，“我說我種的玉米都還沒有發芽，等做個兩三年再說。現在講什么講?”
*有參考《現場：生命激蕩的2008》《紀念5.12十周年：銘記、同行、重生研討會案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