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近年來，關于流行藝術家的不當言論和行為，甚至某些犯罪行為的揭露比比皆是。加上社交媒體和互聯網的普及，公眾對曾經喜愛的藝術家隱藏的生活開始保持警惕和批判的目光。藝術家的道德生活會影響其作品的審美價值嗎？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失德藝術家？以及，還能欣賞他們的作品嗎？在《劃清界限？：如何對待失德藝術家的作品》一書中，作者運用哲學工具，為這一困擾我們的倫理問題提供了解答。本文摘自該書，澎湃新聞經譯林出版社授權發布。
那么，什么才算是團結聲援受害者，而不是在嘩眾取寵地宣揚自己的道德純潔呢？換句話說，成為有道德的藝術消費者，它最終意味著什么？為了獲得答案，有一種方法就是，在具體的藝術案例中，考量嘩眾取寵所需的成本。我想表明的是，對失德藝術家的嘩眾取寵，不僅會讓受害者成為工具，還會由于認為藝術僅僅關乎于道德，從而使藝術本身成了工具。要是說藝術世界有什么不同之處的話，那就是在藝術中，審美問題是無法退居二線的。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我們在第一章里所討論的，倫理和審美可以彼此密切相關。但是，盡管在某些情況下確實如此，即涉及作品和藝術家的倫理問題會對審美產生影響，但這并不意味著，要把某種道德試金石用在我們消費的所有藝術身上，或者將藝術的價值降低到只剩下道德內容。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藝術就只是工具性的，它對人類生活的意義僅在于它能夠使我們成為道德上更好的人，或者傳達無法言喻的道德真理。但是，想一想藝術（以及更廣泛的審美事件）塑造生活的各種方式吧。你聽音樂、看電影、往墻上掛畫、決定衣著或者設計發型：這些都是與藝術和審美相關的決定，其中很多似乎與提升人的道德、采取道德或政治立場沒有太大關系。再講一遍，這并不是說它們不能有關系：就在這些藝術和審美的選擇中，許多選擇都可以具有重要的道德與政治意義。奇怪之處在于，有些人認為藝術就必須如此，除非是服務于某種道德上的重要目的，否則藝術就是沒價值的。如此這般，我們的藝術和審美生活就臣服在了道德生活的腳下，而這與大眾典型的審美行為并不相符。因此，對于強行要求必須這樣做，不然我們自己就有不道德行為的觀點，我們尤其應對它的后果保持關注。
在一些大眾的藝術批評里，可以找到這種尤其具有誤導性的例子，它們大力要求關注道德而忽視審美。每當帶有爭議道德內容的電影上映或書籍出版時，評論員（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但在更為權威的媒體上也是如此）甚至沒有停下來研究作品的美學特征，就急著對道德上有問題的內容進行譴責。譬如，想想關于電影《小丑》（Joker）的爭議，有些人譴責它美化了所謂虛無主義暴力——而大部分爭論都是由那些甚至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人提出來的。類似的道德義憤也曾出現在各類電影中，諸如《哈莉特》（Harriet），《理查德·朱維爾的哀歌》（RichardJewell）和《心靈奇旅》（Soul）。傳達的信息通常很簡單：不要看這部電影！但是，自稱批評家的人，如果其目的在于警示藝術作品的不道德內容，那他不過就是個審查員而已，充其量是個評級代理。真正的評論，其目的在于理解。當然，評論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即一部作品不值得觀眾花時間，但終究應該是鑒于它的審美價值而得出這種結論。可以肯定的是，道德特征可以影響審美特征，但認真對待這種關系，并不等同于說讓道德因素完全蓋過審美因素。僅僅用藝術批評來告訴人們哪些作品在道德上是壞的，就像僅僅用美食評論來告訴人們哪些食物是不健康的一樣。我知道餡餅是不健康的！我想知道的是，那里的餡餅是否值得一試。
要清楚的是，這與受害者的痛苦是否被藝術家貢獻的價值所抵消是不同的問題。舉個例子，要是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比爾·科斯比的表演和單口相聲節目，就覺得他的連續性侵史是值得的，這樣想就太可怕了（想象一下跟他的受害者這么說！）。這里的問題在于，在傷害已經發生的情況下，欣賞作品的道德代價是什么。我們可以借用奧斯卡·王爾德的故事來生動地說明這一區別。在王爾德的小說《道連·格雷的畫像》（ThePictureofDorianGray）中，主人公的惡被保存為其肖像上的瑕疵，而這個男人自己卻保持著青春和美麗。現在，假設這個故事是真實的。想象一下，原本格雷的肖像畫是乏善可陳的，但他的不道德行徑的直接后果，即令人毛骨悚然的版本，成了一件華麗的藝術作品。我們可以說，要是格雷沒有做出這些改變肖像創作的行為的話，還是會更好一些，即使這意味著肖像的審美價值將會消失。但這是一個獨立的問題，與我們在肖像出現之后應當如何處理它的問題不同。就算知道它在審美上的成功直接來自各種壞行為（敲詐、謀殺等），但我們為這幅肖像感到驚嘆不已，這在道德上是錯誤的嗎？有些人可能會抗議說，我們欣賞肖像，肯定就表示了對這些惡的認可，但為什么這么認為呢？人是復雜的。我們可以一邊不斷譴責格雷的不道德行為，一邊對格雷創作的藝術作品發出驚嘆，即使那件作品本身還是讓我們深感不安。
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藝術是一個允許不確定性存在的領域。在藝術中，模糊不清可以是一種優點，包括道德上的模棱兩可。大家對這一點很熟悉，就連大學預修英語文學考試的論文提示都建議考生為道德上具有模糊性的文學人物撰寫文章——大學理事會并不會因其有爭議的觀點而惹來爭議。但這恰好就是我們在討論藝術家的道德不端行為時，事情變得棘手的原因：我們可以在小說世界中，對道德的模糊不清進行探討，但在現實中沒有這份安全感。當談到藝術家的實際行為時，就存在著真正危在旦夕的生命和真正的受害者。我不想夸大藝術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區隔：藝術當然可以對世上發生的事情造成影響，無論是好是壞。但是，人們對藝術作品所采取的態度是否適當，部分地取決于藝術的功能；現實世界并沒有像藝術世界那樣，為作品的解讀提供一個保護區域。
雖然我認為，一件藝術作品的道德缺陷確實能與審美關聯起來，但我并不太想要為這些缺陷而擔憂。欣賞漢尼拔·萊克特這位墮落的天才，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嗎？如果有，那我也不想成為正常人了。小說和電影是虛構的，這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對安全的探索人類陰暗面的空間。盡管這部電影的倫理非常復雜，但我對宣布自己喜愛《沉默的羔羊》毫不內疚；相反，它對我的吸引點之一，正是其復雜的倫理。我在課堂上曾多次透過這部電影討論藝術的倫理批評，學生們一次又一次地為影片對殘暴丑惡、女權主義和跨性別恐懼癥的處理做出精彩的觀察，并且往往又彼此不同意。在一篇很棒的論文里，萊拉·D.蒙特埃羅（LyraD.Monteiro）捕捉到了這一現象。她描述了她在大學初期第一次讀到一本書的經歷，這本書成了她批判性解讀《阿拉伯的勞倫斯》（LawrenceofArabia）的工具，那是她童年時最喜歡的電影。她寫道：“這種深入的批評絲毫沒有動搖我對這部電影的喜愛；相反，它讓我更加熱愛這部電影。我的確真是這么做的。我完全可以想象，這部1960年代由英國白人創作的電影在種族、性別和性方面存在問題。而我喜愛這部電影也沒有問題，喜愛它是因為它的缺陷，而不是盡管它有缺陷。”
蒙特埃羅的評論可以與我前文描述的說教式“批評家”形成對比。這感覺就像是，那些希望我們停止觀看和閱讀具有復雜道德內容的電影和書籍的人，他們從一開始就不太關心藝術；而道德的復雜性正是使藝術如此難以抗拒的部分原因。它具有挑戰性，令人寢食難安，它邀請我們反復品讀，生出不同的視角。關鍵并不在于我們必須熱愛任何及所有具有道德挑戰性的藝術。我認識、欽佩并尊重的一些人，他們喜歡那些遠超我承受程度的墮落電影，這沒關系。我無法讓自己去看《趣味游戲》（FunnyGames）或其他有時被歸類為“性虐待”的電影：坦率地說，我害怕這些電影。但我不認為，欣賞這些電影的人就是精神病。我的意思是，當然了，這是有可能的。不加批判地消費藝術，這總是有可能的，這些消費者只不過是透過藝術來關注自己的乖張態度。這就是電視評論家艾米麗·努斯鮑姆所說的“壞粉絲”。但在這些情況里，問題顯然出在人身上，而不是藝術作品。可以肯定的是，很多藝術都是糟糕的，而在道德上帶有恐怖內容的壞藝術會更加糟糕。關鍵在于，作品中有道德問題的內容，可能是使其引人入勝和值得欣賞的部分原因，但這只是可能而并非必須。
我們于是便學到了，重要的是那些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內容在作品中的作用，而這也可以為我們在欣賞失德藝術家的作品時提供指導。正如上一章所討論的，有時藝術家的行為會影響到對其作品的解讀，有時這二者又會毫不相干。想一想《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的例子。羅琳最近因為在性與性別方面有誤導性的偏執推文而招致了粉絲的憤怒，這些推文歧視了跨性別者和非性別常規者。我們投入羅琳所創造的虛擬世界，但她的態度會對我們的欣賞造成怎樣的影響？對于那些跟著《哈利·波特》一起長大，并熱愛這個魔法世界的人們來說，這是一個尤為緊迫的問題。我將在本書的最后一章回到審美之愛的問題；在此，我僅想用這個例子來反思一個有點不一樣的問題。因為，盡管事實上我讀過每一部《哈利·波特》的書，也看過每一部《哈利·波特》的電影，但我真的不愛《哈利·波特》。我甚至不是特別喜歡它（如果我們談論的是魔法學校的話，那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地海人）。然而，我也是一名家長。最近我和孩子一起讀了《哈利·波特》第一部，然后看了它的一場電影。作品真是熱門！我還收到了一件可愛的T恤作為生日禮物，上面的圖案是海德薇叼著霍格沃茨的錄取通知書。在羅琳的推文之后，我對這一切就感到了不舒服。我們消費藝術的大多數決定都是為了我們自己，但對于家里有小孩的人來說，我們也會代表孩子做出消費決定，塑造他們所接觸的事物，以及他們可能會愛上的事物。我應該因為作者的一些推文而限制我孩子對《哈利·波特》的消費嗎？
丹尼爾·雷德克里夫，即在原著改編電影中扮演哈利·波特的演員，發表了一份聲明回應羅琳的推文。以下是聲明的核心部分：
我真的希望你們不要因此而完全丟棄這些故事中對你有價值的部分。如果這些書告訴你，愛是宇宙中最強大的力量，能夠戰勝一切；如果他們告訴你，力量存在于多樣性中，而教唆純潔的教條觀念會帶來對弱勢群體的壓迫；如果你認為某個特定人物是跨性別者、非二元性者或性別流動者，或者他們是同性戀或雙性戀者；如果你在這些故事中找到了與你產生共鳴并在你生命中的某個時刻幫助過你的東西——那就是你和你讀的書之間的事，它是神圣的。在我看來，沒有人能觸及它。它對你的意義，就是它對你的意義，我希望［羅琳的］這些評論不會對它造成太多玷污。
雷德克里夫的陳述，讓我們想起上一章討論作者的意圖謬誤與死亡時所介紹的一些想法。藝術批評界一直在爭論，我們在解讀作品時應在多大程度上遵從作者的生平或意圖。雷德克里夫的評論，卻提出了一個有點兒不一樣的問題。重要的并不見得是作品本身的意義，而是作品對你的意義。無論我們是否認為一件藝術作品具有特定的意義，或者覺得這種或那種解讀方式更加準確，這些都可以跟作品對個人的意義區分開來。一部作品對個人的意義，取決于它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而在這一點上，我們才是作者。現在，作品對個人的意義，可能會與揭露原作者而出現的新認知發生沖突，這可能是一種令人不安的情感體驗，我們將在第四章中回到這一點。目前，我的觀點僅在于認為，我們可以合理詢問作品的意義，詢問欣賞作品的表達意義，但這些問題并不總會影響到作品對我們的意義。它可以是一個受到保護的領域，或者是一個我們為年輕人提供積極保護的領域。或許在某個時候，我想和我的孩子談談J.K.羅琳以及她對跨性別者和非二元性別者的看法，但肯定不是在我們扮成赫敏·格蘭杰的時候。
上述觀點討論的不僅是已為人們所喜愛的作品，對于那些人們還未曾品讀的作品來說，這個觀點也同樣適用。換個例子，我不認為羅爾德·達爾是公開反猶太主義者這一事實，意味著人們不應該給孩子讀他的書（或者自己不閱讀他的成人短篇小說）。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一些書里，也包含著各種有問題的表述（我說的就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廠》），但學習批判性的閱讀，就需要復雜的文學作品。我想象自己決定不給我的孩子讀《了不起的狐貍爸爸》（FantasticMr.Fox），然后被問到我為什么做這個決定。我要說什么好呢？說我不想給達爾提供經濟支持？他已經不在人世了，而我卻擁有這本書。說我不想成為他反猶太主義的同謀？要是覺得給你的孩子讀《了不起的狐貍爸爸》就會讓你成為反猶太主義的同謀，那可真是對同謀這個概念的嘲弄。羅爾德·達爾的粉絲群體，并不是什么反猶太主義或造成傷害的群體。如果我們想讓同謀這個概念在道德上發揮重要作用，那它就不能是只討論這些雞毛蒜皮的單薄概念。
有時，當我們無法為某個決定提供令人信服的支撐理由時，那就意味著我們已經觸及了道德的基石。在這些情況下，我們可以先將該決定視為已給定的，然后從實際中做出歸納，并對其更廣泛的意義加以考量，從而對這個選擇進行評估。借用去年一篇病毒式文章的標題來舉個例子，“我不知如何向你解釋你應該關心別人”。當然，我可以通過哲學的方法，嘗試從更為基礎的道德承諾中推導出這個真理，但我覺得，這就是最為基本的東西。一個人們互相關心的世界，看著就是一個美好的世界：這種道德承諾，與其他類似的基礎性的道德原則是相互一致的。
相比之下，要是有這么一個世界，只要藝術家有不良的道德信念，我們就自動停止接觸他的藝術作品？我可不想生活在那個世界里！一個因為達爾晚年在采訪中說了一些可惡的話，我們就拒絕《了不起的狐貍爸爸》的世界嗎？不要，謝謝。我更喜歡這樣的一個世界：我們明確表示達爾的觀點是令人憎惡的，但我們不會通過將他捧上神壇而掩蓋真實，我們還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即一個有不良道德觀點的人仍然可以成為一位杰出的作家。與另一條基本原則（我們應該關心他人）的情況不同，如果生活在一個將抵制失德藝術家視為道德基石的世界里，那我們要失去的東西可就太多了。我們將失去不計其數的藝術，并不是因為所有的藝術家都是怪物，而是因為人類在道德上就是復雜的。正如泰勒·馬龍所說：“每個藝術家都有著道德、社會和政治上的缺陷。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們都是丑陋、雜亂的人，但這也是因為道德、社會和政治上的缺陷會呈現變化，取決于做出判斷的人、地點、時間以及文化。”馬龍論述的第二部分，暗示了（我并不贊同的）某種程度的道德相對主義：譬如，我認為跨大西洋的奴隸貿易當時在道德上是極為可怕的，即便它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而這不是說，僅僅依照今天的標準來說它是道德錯誤的。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他的觀點在此仍然是適用的。即使我們假設道德是客觀的，但不同的人身處不同時代、不同地點、不同文化，他們就難免會在道德判斷上出錯，而導致決定哪些藝術家會因他們的信仰或行為而遭到唾棄的，正是這些人對道德的看法（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因此，我們不僅會失去很多藝術，而且會因為莫須有的理由而失去很多藝術。
《劃清界限？：如何對待失德藝術家的作品》，[美國]埃里克·豪陶洛·馬瑟斯著，郭碩博譯，譯林出版社202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