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有些新詩所表現的時代感與我們這個時代似乎是脫節的：不像現代，像古代；不像華北平原，像陶淵明的桃花源；不像才高八斗、錦心繡口的文人墨客，倒像急等顧客上門的文化商人。
詩歌的時代性是一個問題。所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除了有對唐詩、宋詞、元雜劇、明清小說等文學外在形式更替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對文學內在規定性的理解，那就是，新一時代的文學，不但不能是對舊一時代文學形式的“抄襲”，而且也不能是思想內容上的抄襲。文學的歷史慣性必須適應新鮮生動的現實，文學內在的穩定性必須適應文學外部的變化，也就是文學要積極適應時代。
在認識和表達時代性上，當代新詩有不少成功之作，但是一些無視時代、回避時代的詩歌寫作也需要警惕。現如今，找一首贊美鄉野的詩容易，找一首深入刻畫城市品格的詩歌則難。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古典意義上的田園時代已經遠去，但仍以茂林修竹、古道西風、枯藤老樹的形式，頑固地停留在詩歌書寫中。出現在編輯案頭、印刷在雪白紙面上的，依然不乏超歷史、超現實的田園想象、隱士趣味、牧歌腔調，依然是陶淵明的采菊東籬，王維的空山新雨，戴望舒的丁香女子，海子的太陽、麥地、大海、姐妹。這些詩作或許有它們文學上的存在空間，但若一概如此、一味如此，新詩創作將誤入歧途。詩歌退入歷史、退入自然、退入身體的風氣曾一度流行，淺薄地附庸風雅、熱衷炫耀小資情調、一味迷戀身體書寫的詩作并不鮮見。由于無法或無力呈現時代感，便躲到敷著現代性面膜的復古主義或形式主義之后，這種詩歌妝容與我們的時代有何聯系？
詩歌脫節于時代這一病癥，倒讓我一次次懷念起杜甫來。如果出這么一個選題：以回家探親為主要情節，寫一個關于戰爭與和平、個人與國家為主題的作品，其中要有時代背景、歷史事件、人物形象、山川地貌、風物景觀、戰場場面、難民狀況、妻離子散、兒女情長、家國情懷、人道主義等諸多元素，不超過七百字。能不能寫出這樣的作品？這個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卻被杜甫完成了。作為其詩歌藝術集大成之作的《北征》，正是這樣一個經典作品。杜甫之所以為“詩史”“詩圣”，就在于他直面時代，主動吸納，吞吐自如，對于時代，他的詩作有著非凡的容納力和卓越的表現力。如果杜甫活著，阿里巴巴、小米科技這些時代新聲可能早就入詩了。
更重要的是，在直面時代、捕捉時代的時候，杜甫始終保持其“正大”。葉嘉瑩說杜甫勝在“博大、均衡與正常”，博大指體式上“汲取之博”，均衡與正常則指杜甫有一種“健全之才性”，不僅在詩歌的體式、內容與風格方面集大成，在修養與人格方面也有大境界。如論者蕭滌非所言，杜甫的感情“不但是真實的，而且是重大的”，有分量，有巨大內容，和人民的感情息息相通。博大、均衡、正常、健全、重大感情，我將這幾個方面統稱為“正大”。“正”是就其方向而言，與偏激、怪誕、離奇、費解之情感傾向相區別，不會刻意追求一種與眾不同的怪誕離奇，怪力亂神；“大”是就其含量而言，舉凡民族興亡、戰爭和平、邊關安危、民眾離亂、人生成敗、官場得失、骨肉親情、日常生活，這些從大到小的事宜，一概囊括詩中。詩可以微小、細小，但不能狹小、渺小；詩可以重大、宏大，但不能空大、疏大。杜甫寫鷹，寫馬，寫魚，寫桃，寫古柏，寫新松，都將他自己的感情帶入。同時，無論多小，他的視野中總有宇宙，有家國，有黎民百姓，這些思想感情根深蒂固地長在他的心中，造就了他詩歌的正大之氣。
面對今日一些詩歌的“化妝術”，杜甫的正大恰是一面明亮的鏡子。它證明了時代書寫和個人抒懷并不矛盾，載道與言志并不抵觸。“致君堯舜上”“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杜甫的詩自然屬于載道，但無論是關注現實時事，還是同情貧弱底層，都非故意為之，或隨意拔高，而是他的思想感情自然而然的一部分。他表明，優秀的載道是一種政治情懷，不僅不會干擾言志，而且會豐富、拓展言志的視野。從實踐的角度來看，載道的難度要遠遠大于言志的難度，因為它要求思想更豐富，視野更開闊，思考和關心的問題更復雜，面對和處理的經驗也更深廣。畢竟，處理一個時代的復雜心理遠比處理一己之感受要困難得多。
田園牧歌的古典趣味固然讓我們留戀和回望，但流動的歷史、變動的現實無時不在提醒著我們的新詩：拿出這一時代的文學創造來！不偏不倚，不逃避不躲藏，捕捉時代，書寫時代，而且將這種書寫提升到正大之境界，這是杜甫的可貴，也是今天詩歌創作值得汲取的經驗。（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文藝九局 師力斌）
